长洲时间多久？
谢邀，长洲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本意是指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以农民为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所进行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一般历时三到半年，对于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这些起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目标，主要代表是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另外一种则是围绕反帝或民主共和的目标，主要是辛亥革命（虽然它没有彻底完成）以及随后发生的二次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当然这些斗争有时会有重合。
我所说的长洲概念主要指后一种类型，因为它的过程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 在这一类斗争中，领导者往往首先注意到的是城市，因此常以“革 (命) 府"来称呼新的政权组织。他们常常能够控制城市，建立起党的机关，召开党的重要会议，并以此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工作。但是，由于中国的乡村社会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而且拥有大量可以动员的资源（土地和人口），所以即使在城里建立了革命政府，如果没有乡间的支持，这座城市也往往难以持久地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城市里建立的“革(命) 府 ”往往与农村基层势力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为了在乡村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往往会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比如吸收地主（尤其是富农）参加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土改前的做法，土改后是村政建设），把土地分给贫苦百姓，等等。这样做既满足了农民的士地要求，又使得共产党能够利用地主的人脉关系来领导和组织乡村民众。不过，这种合作关系是权宜性的，当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成熟的时候，消灭地主阶级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只能是先斩后奏，即在武装割据的地区先行实行土地分配，然后再发布正式的土地政策。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的“革命”具有鲜明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并非无意之举，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来源于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他们的利益使得中共一开始就在关注城市的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乡村。
其次，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大多数都是在农村中开展过扎实工作的，如毛泽东、贺龙等。他们是带着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的使命来到共产党的阵营中的，因此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将解决农民问题作为党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文规定要“组织工会，领导产业”，这意味着党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基层去，通过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来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至于农村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武力讨伐和白色恐怖，导致前期党组织很难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南方一些农村地区立足并逐渐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同地主和封建势力的结盟。但这并不能说明党放弃了农村，事实上党一直在寻找机会，等待力量成熟的时机，以便能在农村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中共四大提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为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开始了“以乡村为基础，而以城市为辅佐”的长期抗战。他后来总结说，“国民革命的运动，乃是求人民生活的解放，一定要站在乡村去做，城市只是最后的结束。”“所谓‘先求占领农村’的意思，就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我们的阵地暂时只能摆在乡村，然后凭借乡村，逐步地夺取城市。” 随着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人在乡村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他们在乡村进行土地改革，树立起穷人的威信，从而获得了最广大的农民的拥护。同时，由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也在农村广泛扎根，成为支撑地方根据地的关键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实现联合，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使双方又重新回到敌我对立的局面。国民党企图利用日军的进攻和伪军的倒戈，一举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此，它调动大批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借口庆祝双十节，轰炸延安，破坏谈判。面对国统区不断升级的挑衅行动，中共中央果断决定采用军事行动，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同时也体现了党依靠自身力量坚持抗战的决心。
百团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共即提出了“政治上的进攻和军事上的防御相结合”的策略方针。此后，尽管在国共谈判桌上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共的进展，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党仍然继续坚持武装革命和争取主动的战略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