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间几点？
我生活在西部，对重庆的时间印象很深。这里所说的“重庆时间”不是指“重庆的时辰”或者“重庆的节气”，而是一个“和北京时间一致”的意思——即把重庆所在地的经度作为起点，向东量到15°，所得到的经度就是东八区（北京时间的计算区域）的中心经线；用这个方法算出来的时间叫做“重庆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东八区区时”或“东经108°区时”。
从地图上看，当重庆被确定为四川省省会时（公元693年），其所在的益州总管府的地理位置已经比成都东移了大约三百公里，到了今天的绵阳市一带；而唐玄宗天宝十二载调京兆府入朝为中都后，西安更是已经位于今天宝鸡市以东大约四百公里处。换言之，从唐朝至今，重庆所在的经度已经有了大约4个经度的偏移。
然而，历史变迁往往是渐变而不是突变，因此上述经度和时间的变化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才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以“中原为中心”来计算时间和节气的方法——“自后凡有京师奏报之事，俱于冬至前后启奏，每日初二、十六日，遇节令准时开报，冬至以十一月七日为首，立春以十二月十三日为始……其有风雷霜雪雨之候，随时关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中原”并不是单指中原河南一地，它是指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南部在内的整个黄河中游地区。有了这一规定之后，西边的乌鲁木齐就要比原来的时间提早半个多月入春，而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则要比原来晚两个月进入冬季。
值得注意的是，与明朝中后期相比，清初的“节气”已经明显提前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满洲人来自东北长白山一带，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更为熟悉，因此用“早来”的方法调整时间更有利于行粮农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中原中心”的计算方式相衔接——顺治元年，满清政府曾专门强调“奉天、直隶应自后以冬至日为始，计一百一十一天，分为三气。”“冬至”刚过六十一天，“夏至”就即将临至，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清代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